E = m * c^2 = ?
五代词多是小令，早期北宋词也是小令，到了柳永，开始发展出可以铺叙开来的词，不仅反复的结构渐渐壮大，音律也变得缓慢，称为慢词。这个变化使得，词也可以像今天的戏曲一样，可以叙事，可以铺排。
前面些许时候提过，宋代大概是第一次不以社会阶层出身和考试去判断人的价值的时代。其中的才子词人中，有一位，虽然落榜，自是白衣卿相，便是柳永：“奉旨填词柳三变”是他，“忍把浮名，换了浅斟低唱”（《鹤冲天》）也是他，“便纵有千种风情，更与何人说”（雨霖铃）还是他，落个“衣带渐宽终不悔，为伊消得人憔悴”（《蝶念花》），却说“叹年来踪迹，何事苦淹留”（《八声甘州》）。对柳永来说，也许，六七句的词，蒙太奇的画面，有一点颓废，有一点疏懒，还有一点狂放和流浪，就是生命中的有得必有失，很美。
柳永的词，流传最广的词，在民间的传唱最多的词，直接的白话足以演绎大气，是慢词，是人生。
上篇提到，约翰 · 贝尔提出了将EPR实验付予实际的设想，期望它能够提供在量子论和定域性之间选择的实验基础，但是对他来说，写这篇论文似乎更多的是出于兴趣，而不是实际–也许无论如何，贝尔是一名理论家而不是实验家，在真正提出实验方案并付之于行动的上，阿布纳 · 希莫尼和约翰 · 克劳泽的故事更值得我们的关注。
也许正式开始前有个小插曲，这两位科学家并不是一开始就是一个研究小组的，他们的认识更像是一次比赛上对手间的同台竞技。会议上，科学家也会一样嫉妒他人的想法，并谨防与他人分享任何荣誉，考虑到这种情况，我们也许很容易想到阿布纳 · 希莫尼对会议上刚刚就完全相同的主题讲话的约翰 · 克劳泽的恼怒了。值得庆幸的是，阿布纳 · 希莫尼决定去拜访他们的对手，而不是在会议上对想法的优先权展开激烈的争吵。
言归正传，这个联合研究小组向前迈出了最重要的两步，他们不仅清楚了文中贝尔的假设，并将处理对象从电子换成了光子。对于光子，最容易的研究熟悉就是它的偏振属性，而这方面为人们所熟知的例子便是太阳镜。太阳镜的镜片，其实是有一定偏振效果的滤光镜，它只允许某个特定方向偏振的光通过，减少了通过的光的数量–虽然数量确实是一种不太严格的说法–同时，路面反射的光相比其他方向也更容易发生偏振。也许读到这里，你还是需要一个对偏振的定义，简单的，把光想象成波一样运动，就像你上下甩动时绳子的运动那样，这个运动就是我们通常想象中的偏振的视觉形象。并且偏振是有方向的，如果将绳子的运动看成光波的运动，偏振方向就是垂直于光的运动方向的光波的传播方向。这种奇妙的属性和偏振器相遇时，奇妙的现象得以被发现。
社会中高层建筑虽然很多，实质上我们才刚从小村庄走出不久。长期的农耕文明下，我们的生活半径很小，大多的时间都是在和熟人打交道中，让熟人朋友认可自己就是生存之道。但随着封闭生活的改变，我们走出乡村走到陌生的城市，熟人的面孔少了，约束也就少了，行为也变得表里不一了起来。每个人彷佛都有着两张反差巨大的面孔，一面对熟人，一张面对陌生人。面对熟人时，我们大多有礼貌，懂谦让，语言温和；面对陌生人时，我们却变得情绪急躁，爱占便宜，总是显得那么不耐烦。那个面对熟人朋友时的可爱的我们哪里去了？
是道德法律不够完善吗？完善的道德法律能够帮助人们杜绝坏的行为，但没法为人们解决坏行为的欲望来源。是教育不够全面吗？全面的教育能够教会人们如何约束负面欲望，但没法为人们铺平通往内心的道路。是社会环境不够向善吗？向善的社会环境能够激发人们释放心中的善意，但没法改变人性的复杂性。
需要承认的是，现在还没有，或者说，还没足够的，让人人呵护善意的的道德法律，让帮助别人成为内心需求的教育，让善意能够被需要的社会环境，但这不是我们一味地抱怨，亦或一味地歌舞升平的理由，毕竟 我们也从不缺少理由，那么究竟缺少什么？当我们学会放下二元批判的眼光，当我们学会舍弃做好事一定要让人知道的执念，当我们最终学会把陌生人也当成熟人看待时，还会缺少什么呢？而这，还需要多久？
前面提到，宋代，尤其是北宋，这个现有战争，经济繁荣的时代，时间就这样慢慢过去的同时，生活中的点点滴滴，可爱，富有，而不轻浮。好似“微雨后，薄翅腻烟光”的那只雨后蝴蝶，又如“行乐直须年少，尊前看取衰翁”的声声自嘲，这是欧阳修，唐宋八大家的欧阳修。
少有官僚气，少有民间苦，少有时局乱，在欧阳修的笔下，平实，自然，豁达。他可以“泪眼问花花不语，乱红飞过秋千去”，迟迟暮暮，一份深情；也会“白发戴花君莫笑，六幺催拍盏频传”，潇潇洒洒，无边喜气；还有“可惜明年花更好，知与谁同？”，聚聚散散，几多色彩；但他不会，不会轻易地陷在绝对的忧患，不会一味地堆砌华丽的词藻，不会始终地沉湎看不见的离愁。
那时候的亭台楼阁，有画屏，有假山，有花厅，空间不见得大，一叠叠，一幕幕，柳暗花明又一村。今天苏州园林的游人如织，也许就是欧阳修诗词中的“手种堂前垂柳，别来几度春风”，是词，是人物形象，是语言动作。文学形式在欧阳修笔下更为戏剧，更为自然，更为率性，平缓了执着，丰富了空间，优美了生命。
人们很容易认为，科学是纯客观的，高贵地超然于时髦和时尚之外，他们认为，在科学中，事物要么是对的，要么是错的。但情况并非如此，科学和裙摆一样是一个时尚的话题，都有处于时尚和远离时尚的说法，只不过，科学不是几个有影响力的设计师的兴之所至，它的时尚是由人们认为目前机会最多的，尤其是那些最有可能将学术生涯向前推进的领域，共同决定的。
回到20世纪70年代初，科学的时尚已经悄然从量子理论的基础研究转向粒子物理上，这是由于爱因斯坦，玻尔等诸多上一代科学家对所有令人兴奋的东西的揭露，让人感觉量子论实在是无法再有所作为。
但是总有那么一群科学家，探索的热情不会因为时尚而转移。他们对约翰·贝尔论文中的实验简化，清楚了原论文中在实验看来毫无依据的假设，将实验工具从电子换成了光子，将研究对象从自旋换成了偏振，期望着新发现的诞生。
如果将与人的交流看作从桥的一头到另一头的旅途，交流的基础，是“一样”，是桥墩；交流的内容，是“不一样”，是对桥身的俯仰而视，是同行人的止步交谈，是小憩间的倚栏远眺，无论是哪一种，都很难在大可判断一切是非对错的二元论中看到。这种的简单对立标准，能极其轻松地帮助我们短时间判断搭桥的可能性，却很难帮助我们长久地欣赏桥上的风景。这是因为，没有桥，自然不行，有了桥，掩耳盗铃般疾行而过，也不行。
新闻和谣言并没有明显的区别，都是交流的可能产物，只不过比起与人的交流，这种交流的与会嘉宾可就多的多了。一条新闻，也许只需要几秒的编辑，下一秒就是百万千万的关注和转发，这种围绕话题的新闻快餐，“要么对，要么错”的二元论可比起自己的思考要方便的多了：喜欢就看，不喜欢就不看，这又何尝不是一次掩耳盗铃般的旅途？桥是有了，思考的“痛苦”没了，把“自己”的结论挂在头上，迎着行人的目光自巍然不动时，也许就是谣言的开始了。
“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，所谓新闻人，就是往历史的洞穴里不断地放进资料的佐证，让后人在考古的时候去发现和研究。”这是一种使命，也是一种跨越时间的交流。如果我们放进去的东西并不真实，很多年后，被后人挖出时，是信以为真，还是一反面教材，只有后人才知道了。毕竟，这个世界的现在和未来里，我们总在重复的，历史中有过太多的东西，也许就是犯错吧。
晏几道的故事开始前，如果将诗人作为一种职业，这些我们记忆中的300首唐诗宋词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？一个诗人，八个小时或许更长时间里必须有感而发的要求，大概就真的很痛苦了。不同于现在的许多作家，古时候的诗人更像是现在我们印象中的“无业游民”，在朝为官的他们在诗人的角色上都不是专业的。只是当他们从这些社会角色退回，回到自我的世界里，对话、寻找，感人至深时，创作便开始了。诗词就是承载着这样一种思考过程的载体，不是作品，也不合适被当成作品。文字很简单，不可能看不懂。那不懂的是什么？不懂的是那份被寄托的感悟，那懂的又是什么？懂的是这种似曾相识的共鸣。
晏几道的故事和晏殊颇为相似，也许这也是两人作词风格相似的原因，但相比之下更为深情，充满对自己生命中情感萌芽的永不停止的回忆：“记得小蘋初见，两重心字罗衣” ，生命中的记忆看你自己愿不愿意记得，当然可以永远记住的本来就不是很多，又想起当天的晚上月亮是那么的皎洁，彩云般的身影迟迟不肯归去：“当时明月在，曾照彩云归”，是一段喜悦的经历，是一缕难忘的情愫。文以载道，更应该的是，文不仅可以载道，亦可以真性情，不分伯仲。
最忆年华似水。
有一个电视节目，一个已经不再播出的电视节目，它是《东方时空》，它曾是报道百姓视角的标杆，它曾是监督媒体舆论的身影，它曾是怀念一个时代的理由。
《东方时空》创办的年代，正是南巡讲话后，传媒飞速发展的年代。那时候，没有参照的对象，没有长篇的经验贴，没有方便的软件，尚且年轻的栏目组，在宽容中走过了一片陌生的开阔地。尽管现在看看，当初的栏目并不见得做得很好，但在那个时代，《东方时空》成功改变了传媒的角度和视线：无论是过去可能被仰视的杰出人物，还是过去可能被俯视的百姓，都用平视的视线来还原；无论是阳光灿烂的180度，还是另外的180度，都用平视的态度来报道。它象征着一代媒体人所构想的使命，象征着一代媒体人所追求的理想，象征着一代媒体人所赢得的尊重。
如果给媒体画个像，它可以是解闷的“喜剧脸”，可以是解惑的“老师脸”，可以是解气的“放松脸”，可以是解密的“侦探脸”，可以是解决的“决心脸”。“解闷需要娱乐，解惑需要知识，解气需要分寸，解密需要勤奋和时代进步，解决需要影响力和耐心”，如果什么时候，媒体只剩下解闷，以商业价值为导向的解闷，成天的喜剧就是另一种悲剧了。每一个时代，独立都是优秀的必要条件，除此以外，还有责任，还有道德，还有在一个咨询爆炸的时代，看护好自己。
行为是确定一个人自身信仰，价值观和态度的主要信息源。奇妙的是，当一个人当众选择了一种立场时，为了避免言行不一主动，人们往往会维护这份承诺；更有意思的是，为了维护这份承诺付出的额外努力越多，人们往往越珍惜、越重视。
试想你正在为了自己的毕业论文挣扎努力的时候，望着日历，你决定听从朋友的建议做一份任务清单（尽管这对一个从来不做计划的人来说确实很难）。半个小时过去了，你咬咬铅笔的另一头，望着纸上的“论文计划”四个人字，突然有种想要撕碎它的冲动。但是下一秒，当你看到半个小时前对朋友建议的肯定回复后，你觉得继续写下去也许也不赖。一个小时后，看着密密麻麻的计划表，你也许会松了口气，看着自己成果，你满意的拍了张照发给朋友，把计划表漂漂亮亮地摆在面前，想着第二天开始的计划，虽然你很烦恼，叹了口气，还是开始了今天的计划。
这得承认，上面的描述确实存在一些认识偏见和简化，不过普遍的经验中不难发现，当我们主动做出了承诺，自我形象就要承受来自两方面的一致性压力，一方面来自我们内心的压力要把自我形象调整的和行为一致，另一方面外部的压力使我们会按照别人对自己的感知来调整形象。当我们的的确确地为了这份承诺经历了各种各样的苦难，会对它更加珍惜，维护的劲头也会更足，在这些因素的作用下，承诺，无论是自发主动的还是被迫主动的，都会最终起到了期望的效果。
范仲淹之后，开始逐渐稳定下来的社会环境孕育出更为丰富的词风，比如晏殊的词，又比如晏几道的词，再比如欧阳修的词。
对晏殊来说，尽管做了很大的官，他的词句反而转向平凡生活的描述，通过将一些周边的生活体验融入具体的意象中，留下平淡而又超脱的美学记忆：生命不是每分每秒都有意义，有时候是属于静下来的时间，有时候是属于忙碌的时间。
这是一种超越了喜悦和感伤的体验。晏殊的词，可以说，他在写一手生活细节，也可以说，他在谱一曲人生感悟。譬如“念兰堂红烛，心长焰短，向人垂泪”，是独处时一处蜡烛的燃烧，也是安静时体会一种热情的逐渐消退，所以垂泪，所以憔悴；又譬如“昨夜西风凋碧树，独上高楼，望尽天涯路”，是夏天过去时登楼远眺，也是繁华下落时开始内省的自我沉淀，所以珍惜，所以眷恋；再譬如“无可奈何花落去，似曾相识燕归来”，是不经意时花落归燕，也是徘徊时唤醒曾经的生命体验，所以喜悦，所以感伤。
PS：以上三句词，分别出自晏殊的《撼庭秋》，《蝶恋花》和《浣溪沙》。